摘要: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内涵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不是用深奥的理论语言教育人民群众,而是用普通民众都能听得懂的“大众话”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只有做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和代言人,才能了解和运用群众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与其创立者的群众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回味历代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不难看出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艺术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能听得懂的“大众话”方式来体现。
关键词:理论武装 群众路线 “大众话” 大众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领导地位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归群众的生活实践,用普通民众听得懂、能理解的“大众话”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群众所接受,从而真正做到“理论武装群众”。
一
“大众化”一词最早来自于文学领域。1930年接受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左翼作家意识到,“文学等能唤醒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情绪等实际政治问题”的前提是自身的大众化和文艺的大众化。“文学……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之后,毛泽东对何为文化大众化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1942年,在科学总结了对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文艺大众化的概念,他说,“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3](P851)这一阐述,提出了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具体路径。不仅对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大众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4]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丰富的思想和理论,传入中国之初仅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广大知识青年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1936年,艾思奇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首次尝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因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该书通俗易懂,把深奥的哲学转化为大众化的语言,用生动的事例阐述深刻的哲理,对广大青年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进行了启蒙教育,启发他们思考社会探求真理,引导他们寻找改造旧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后来,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党内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论述,多是从普及化、通俗化的角度,使用广大人民群众可理解、可接受的语言、事例甚至是文艺作品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前所理解的“大众化”的内涵并无太大区别。革命战争年代,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而且必须大众化,才能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对理论的认知和理解也得到较大提升,而马克思主义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也被引进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巨任务并未停止,仍需向前推进。
二
大众话,也叫大众话语,包含了大众化的部分因子,但与大众化的概念并不相同,甚至很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意义来讲,大众化是目标,大众话是实现大众化这个目标的方式和路径。大众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表述方式,更是观念和立足点的根本转变。以前我们对大众化的理解是把深刻的理论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使之理解和接受。而 “大众话”的出现并且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则要求立足于普通民众,以普通大众的利益和需求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深入群众,扎根群众,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中国的实际中提炼总结真理和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最新成果才能真正武装群众,理论工作者才能最终有所作为。
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人们的文化程度和识字率普遍很低,不仅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如此,占到当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普遍是文盲半文盲,然而他们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是中国革命阶级构成的基本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大众话”方式。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尖锐对立以及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紧要关头,社会各阶级都有自己的表现,反映出了对革命的不同态度,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也存在忽视农村农民只注重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种错误。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动力、对象、领导权以及革命前途等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则是中国革命阶级话语分析的光辉典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在战争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思路,要求和希望知识青年和文化界人士“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5](P560)毛泽东特别强调,判断和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标准是,知识分子能否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颇为严肃地指出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群众的错误,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知识分子必须积极主动参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把理论同工农群众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所作为。 [6]
理论宣传与普通群众相结合,要求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使用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7](P534)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中,毛泽东则以自己从事农村调查的实例,说明了向基层群众学习、向生活实际求知的重要性。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毛泽东专讲文风,批评一些宣传者的文章和演说的“学生腔”——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毛泽东还劝告那些天天高喊“大众化”,却连三句老百姓的话也讲不出来的人,走到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当中,去学习能够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和词汇。[8]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成果,无论是著作还是讲话,无不表现出历史的光芒和时代的气息,其“大众话”的语言艺术和语言风格,对于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显著。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而旧中国经济落后,普通大众的文化层次普遍很低,只有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必须结合文盲半文盲的的工农群众占人口大多数的现实特点。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思想精髓被工农群众了解和掌握,无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宣传工作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工作最为出色、最为卓越的人毛泽东。他不仅使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极为优秀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他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炼和概括,善于从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述,有时简短的一句话就能给人醍醐灌顶式的认识。在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条必然的历史规律、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被毛泽东用“造反有理”这一言简意赅的中国话语概括出来,使广大知识分子一看就明,使广大工农群众一听就懂。[9]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秋收起义的失败,使毛泽东深深感受到仅有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还不够,还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红军就失去了坚持的基础,很容易陷入流寇主义的泥潭,土地革命的成果也难以长久保持。当时大多人不懂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面对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可以洋洋洒洒讲马列主义,而面对目不识丁的农民和红军战士,从不用“书生”语言。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他,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要知道,井冈山,虽然他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么打击敌人。所以说,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修整,恢复力气,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10](P17)
“大众话”要求理论和宣传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运用普通民众的语言。而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指出:“人民的语汇是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他用颇具“大众话”特点的语言,批评一些理论和宣传工作者,“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11]P837群众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将其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一般来说,理论都是经验材料的总结和抽象,比较枯燥,难以为非理论工作者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也是如此。然而毛泽东天才般的运用群众语言,把抽象的理论讲的通俗易懂,即使是不识字的工农群众也能一听就懂。[12]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把哲学讲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却是件难事。如毛泽东讲内外因关系,不是用复杂的理论语言,而是用鸡蛋和石头的例子来说明, “鸡蛋因得到适宜的温度而变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13](P302)将哲学道理用老百姓的生活语言表达出来,通俗易懂又令人难以忘怀。
作为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让普罗大众听得进、读得懂、用得上,才能“掌握群众”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列宁曾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空洞的道理没人愿意听,枯燥的理论话语让人昏昏欲睡,再玄妙精深的理论也无法显示其正确性,再正确的理论也不会受欢迎,只能成为悬起来的“空中楼阁”。理论只有“接地气”才能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理论表述只有通俗浅显,才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接受。越是真理,越是朴实。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讲究理论宣传的艺术,从理论的“空中楼阁”中走出来,深入群众的茅屋瓦房、田间地头,体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努力实现理论语言的通俗化,用“大众话”表述深奥的理论,才能让群众觉得理论真实可信,使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亲切感和亲和力,[14]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成果,即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作为邓小平 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其“大众话”的语言风格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向了新进程。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何本质区别?当人们的思想不一,看法相异,争论不休,将要延误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时,邓小平用简洁清晰的语言准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 (P373)这个通俗易懂的表述,语言朴实直白,反映了思想的清晰与明确,更重要的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在最简洁的语言中体会到问题的本质,[16]并且非常具有说服力地平息了争论。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问题上,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并用可量化的目标和口语化的语言表述了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7](P251)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他强调的“中国特色”与毛泽东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语言讲出来,才容易被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他指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18]
“语言必须接近民众”、“说群众懂的话”。出于对国家、人民的最真挚的热爱,邓小平很注意用贴近群众的语言来阐述问题。如著名的“白猫黑猫论”,1962年,在谈到如何看待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时,他引用四川谚语:“不算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也就是这一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坊间最流行的言语。邓小平的这个大众化的形象比喻,妇孺皆知,让人铭记于心。[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作为主要的创立者,邓小平用朴实的理论语言表达出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油然而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要求人民群众为理论服务,而是伟大的理论要为伟大的群众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想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在形式上也要通俗易懂,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20]
改革开放不仅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人们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也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有了新的进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阐述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风格。
成语最富于中国特色,体现了汉语语言的特点,言简意赅,富含典故,形象生动,为中国人民所喜爱。[21]江泽民非常善于运用成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谈到党风建设时,他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22](P365)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照本宣科,空喊口号。”[23](P435)短短几句话就用了数个成语,使分析的问题能用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出来。
胡锦涛同志善于运用数字总结和概括理论内容,虽然简练,却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铿锵有力。如“三个更加”,即“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还有“三个毫不动摇”、“三个取决于”、“四个特色”、“四化同步”等,我们可以从这些“三”“四”的数字中领会到中央领导人对问题和理论的精确阐述。
生长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非常坦率,黄土地的风格极为明显,非常生活化,老百姓一听就懂,没有大话,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官话、空话、和虚话。[24]体现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国情怀。在莫斯科访问时,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具有发言权。”道路问题是关乎党的命脉、国家前途、命运、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习总书记用人们最容易理解的鞋子与脚的关系进行了类比说明,让我们更能深刻地切身地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他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老虎和苍蝇的巧妙地比喻了违法违纪的高级别干部和基层干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他用“笼子”做比喻,强调了制度反腐的重要性。他意味深长地告诫官员,“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你既要从政,又要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贪官、赃官,既名声不好,又胆战心惊,总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下场。”话语虽然朴实,却深具打动人心、触动灵魂的力量,让大家想听、爱听、愿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回味历代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不难看出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艺术都以广大人民群众能听得懂的“大众话”方式来体现。对于任何理论,群众只有听得懂才能接受,只有以普通民众听得懂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同时,从历代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里,可以体会到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真挚的、朴实的,是和普通群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发自内心并且处于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立场。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站在普通群众的立场,由对普通群众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向普通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向普通群众学习,接受他们的改造和教育。普通群众对待理论的态度,与这一理论要旨是否跟他们利益的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群众,而是使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所认可,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普通群众所接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符合普通群众的实际,价值取向体现普通群众根本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首先是要实现好并维护好普通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的忠实的利益代表者和代言人,深入普通群众的实际生活,了解普通群众的真实想法和需求,而不是坐办公室里听汇报,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做学问。只有贴近普通群众的实际生活,才能了解和运用群众的语言,才能真正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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