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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西藏政治文化发展历程与特征

发布日期: 2015-05-24    作者:吴萍   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14年2期   点击率: 11

——兼议影响当代西藏政治文化发展的诸因素

原载于《西藏发展论坛》,2014年2期

 

摘要:西藏政治文化自元朝始历经了归附中央政权、承袭大一统趋向、向更高层次推进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维护国家统一始终是西藏政治文化发展的最核心主线。西藏文化的三大突出特征表现为:西藏政治文化脱胎于其特定的神话信仰体系与宗教氛围之中,一开始便具有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西藏政治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分层现象,以上层统治者意愿为主,掌权者决定了西藏的政治发展方向;西藏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主观改造性与客观适应性并行的特质,在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下很容易进入统一政治体系的发展轨道内。当下对西藏政治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五大因素为:由历史因素衍生的影响与市场条件下个人、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的影响;当代西藏政治文化中分层现象的影响;“东西夹缝”间的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价值选择问题;国家主体政治文化与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不同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国家政权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兴起。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使用“政治文化”一词。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均对“政治文化”做了阐释和说明。阿尔蒙德指出:“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随后,他更进一步指出政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从这一词语诞生之后,对其概念的定义与内涵的探讨不尽其数,在此,作为必要的理论铺垫,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简略做摘要如下:

1、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

2、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

3、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整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即整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每一个少数民族作为相对独立和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也形成和保持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但是,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整体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更不是一种与之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而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既相一致又有差异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就是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治过程的主观取向,是各个民族特有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藏族和西藏地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地理因素、政治因素及历史环境等的影响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文化有形成、发展和主观改造及客观适应的发展脉络。梳理与了解这一历史脉络及现实状况,对于促进西藏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藏政治文化的发端、演变的历史进程

本文文本所讨论的西藏政治文化有一个大的前提与立场,即如前所述,中国有统一的政治文化,在探讨各民族各地区的政治文化时,要将其代入整体政治文化中去考量。基于这个立场,本文将西藏政治文化的发端置于中国整体政治文化的发展中考虑,从政治关系与行政管理的角度,将西藏政治文化发端的时间上限设定为元朝时期。

(一)顺应历史潮流,元朝时期西藏政治文化呈现归附中央政权的发端趋向

13世纪初,西藏地区在政治上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仍在继续。在社会生活中,佛教得到极大普及与发展,各教派为取得在西藏的支配地位和对西藏全境进行统治的权力而互相较力。同时,西藏地方的南、北、西三个方向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压力。因此,“西藏佛教各派和各地方势力只能沿着唐代青藏高原的古道向东北方向发展,即先向西夏靠拢,随后则同新兴的蒙古势力取得联系。以萨迦为主的西藏各教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权衡自觉地归顺了蒙古汗国”。1206年蒙古族完成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后便开始了对全国范围内各政权的征服活动,发兵攻略金朝、西夏,尤其是对西夏的三次用兵对西藏地方造成了威慑。据陈庆英先生所著《元朝帝师八思巴》中所说,13世纪40年代西藏各主要教派都意识到与蒙古建立联系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公元1240年阔端派部攻入西藏,控制了西藏各主要地区。阔端想利用与西藏宗教领袖联络的方法在西藏站稳脚跟,西藏各教派的领袖也想把佛教传到蒙古王室中,争取蒙古统治者对自己教派的支持。萨迦派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走到了其他教派的前面。以1247年凉州会谈为标志奠定了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至此,西藏地方的政治文化开创了融入中国大一统政治文化范畴之内的发端,充分反应了西藏地方对自身所处历史角色与历史走向的把握,也反应了西藏地方对整个国家政治过程的主观取向与选择。

(二)承袭发端取向,明清时期西藏政治文化继续沿着“大一统”方向发展

公元1368年,明朝代替元朝统治,西藏地方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也完成了与明朝建立政治隶属关系的历史进程。就西藏地方来说,其与明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确立是直接以元朝对西藏百余年的统治为基础的,就明朝而言,是沿着元代已经奠定的基础和模式向前发展。成书于1434年、由陈庆英先生翻译的著名西藏历史名著《汉藏史集》中对这一趋向做了较多的史料记载,大体上反映了明朝时期西藏地区的政治文化及政治心理。在其第一部分《内容介绍》中谈到蒙古王统时,作者说明其主要介绍的内容是“大蒙古之王统,其中包括在吐蕃清查户口、划分万户、建立驿站之情形,……皇帝治下的行省及衙署,伯颜丞相和桑哥丞相的故事,乌斯藏各万户的户口,支应驿站的方法等。”在其第四部分《瞻部洲之地域和民族类别 吐蕃历史上的氏族》中提到:“……内部四族系是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蒙古人又分为两系,……门巴人生出三支,……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其第二十二部分《大蒙古之王统总述》中详细介绍了行省的计算方法,并指出:“按照以上计算法,蒙古薛禅皇帝之时,其治下有十一个行省。……吐蕃三个却喀不足一个行省,但由于是上师的住地和佛教教法兴盛之区,所以也算作一个行省,总计十一个行省。”并详细论述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各级官职的设置。《汉藏史集》成书时间距离明朝建立时隔66年,明朝在这一甲子的时间内,通过诏谕藏族地方有影响力的人物而成功的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对藏区的统一大业。从1370年开始的招抚工作颇见成效,1373年,已经成为西藏地方政权领袖的帕竹政权第一次向明中央王朝朝贡,标志着明王朝与乌斯藏地方政治隶属关系的初步确立。其后明朝推行了军卫管理并由中央控制的军政体制,涵盖范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阿坝地区、青海藏区、甘肃藏区、前藏、后藏以及阿里地区。明朝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强有力地促进了藏族地区继续承袭自元朝以来自觉纳入中国统一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发端,也在制度建设上保障了西藏地区继续在整体政治格局的变迁中不断裂地保持与中央政权的政治联系。因此,《汉藏史集》中对元朝中央政权施政措施的描述与认可,对中国当时各主要民族“亲如一家”关系的认知,无不与此有关。

至清朝中央政府统治时期的270年中,影响西藏政治文化发展走向的因素持续增强。自公元1409年格鲁派兴起,历经200多年与西藏各教派对西藏统治权的争夺后,于1642年在拉萨建立起“甘丹颇章”政权。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朝统治者为互寻利益与实现各自政治上的需求,遂有了五世达赖喇嘛入境朝见顺治皇帝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在此以前,西藏各派系业与新生的清朝政府有了密切来往。1653年清朝中央政府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标志着清朝对明朝中央王朝地位的继承,同时表明清朝中央政府沿袭元明两朝对西藏政策的一贯性。清朝中央政府从最早制定蒙古汗王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共同执掌西藏政教事务的治藏策略到公元1721年噶伦制度的设立,公元1727年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对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的扶植和对藏直接管理的加强。1727——1728年间爆发了众噶伦之间为争夺权力爆发的内乱,平息内乱后,清朝中央政府调整政策,尤为重要的一条是对藏族地区的行政建制进行了严格区分,将接近汉区的巴塘、理塘、康定等划归四川管辖,中甸、维西、德钦等藏区划归云南管辖,将后藏的拉孜、昂仁、彭措林等三宗划归班禅额尔德尼管辖,缩小了甘丹颇章的统辖地域。1724年时清朝中央政府就已经将青海藏区直接收归管辖。至此明确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藏区范围。这一大的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今日达赖集团所谓“大西藏”版图不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依据。1747年——1750年间平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后,清中央着手改革西藏内政,于1751年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正式建立噶厦制度,提高驻藏大臣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代表清朝中央政府监督西藏地方事务的权力。1788年和1791年廓尔喀人的两次入侵西藏,暴露出西藏地方边贸、边防方面的漏洞、凸显出西藏各项制度松弛、社会系统涣散无力的弊端,清中央亟待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在平息入侵后,于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对驻藏大臣的职责以及官吏应遵守的制度、边界防御、对外交涉、财政贸易、活佛转世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清中央对西藏地方管理步入更高层次。以上,为清中央对西藏施政的大体历史进程与施政措施的逐步改进与完善的过程这一政治过程毋庸置疑地对西藏地方政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清朝时期西藏地方政治文化呈现出与这一政治过程相适应、相契合的显著特点。七世达赖喇嘛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与中央政权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上的上下主属关系。他在泰宁惠远寺曾说:“自幼荷蒙圣祖皇帝洪慈,差遣将军统兵送至藏内,安坐达赖喇嘛之床;复蒙皇上施恩,浩荡无际”。“今恭闻训旨,复受隆恩,惟有竭力衍教,敬祝圣躬万年遐福。”返藏后,又说:“我虽未获教证之功德,却极受历代文殊大皇帝洪恩之庇护,赐于要阐弘黄教和福庇西藏十三万户众生之千斤谕旨,我将祈祷三宝,竭做利乐佛教众生之事”。1830年为了整顿乌拉摊派顽疾而核定的《噶丹颇章所属卫藏塔工绒等地区铁虎年普查清册》(《铁虎清册》)中,完整地记录了除班禅所管辖区外的卫藏全部耕地分布和数额,也明确指出:所有土地最高所有者是大皇帝;达赖喇嘛是这些西藏土地受封管理者;无论是贵族显要、大小寺院都是受恩使用者,因而必须按规定纳粮支差。以上,为有清一代著名政教领袖其时的政治心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表态。

(三)应对新的历史发展,清末与中华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文化在艰难曲折中向更高层次推进

    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由于世界总体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急剧裂变、中国政治体系的性质巨变等在政治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世界史从公元1500年开启,西欧世界开始了其向外探索与扩张的过程,至1840年西方世界的探须以坚船利炮的方式登上了中国大陆。中国社会发生急剧裂变,从一个自给自足、以已为天下的独立国家被迫接受新的、不以己为中心的世界观,被迫从一个经济、主权独立的社会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参与强势势力制定的世界游戏并被强迫遵守“落后就要挨打”的游戏规则。从1840年至1911年,中国原有政治体系开始逐渐崩裂,西方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撞击中国人的神经,西方军事势力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击打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在与之抗争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其某些合理内核,帝制崩溃,新的共和政体产生。中国社会却仍然延续了以往“一统”的思想,与外来侵略斗争,与内部分立斗争,崭新的、“自觉的”、新的人们共同体正在形成过程中。西藏地方在这些总体态势影响下,其政治文化在艰难曲折中向更高层次推进,即在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认同“五族共和”之理念,虽有过短暂徘徊,但始终站在了正确的立场态度上并作出了行动上的表率。可以说,西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地位,也为这一格局的形成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认同建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后,能够为西藏政治文化这一时期特征做例证的便是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与驻藏大臣代表清朝政府对英帝国主义的投降政策形成了尖锐对立。为申明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他于1898年向光绪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清朝政府帮助解决西藏的军火与财政困难,以便准备抵抗英国的侵略。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出走印度、被英帝国主义者所掌握的经历,并与班禅交恶,走向上了一段亲英分离的错误道路。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爱国主义的正确立场上来。192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国民政府派遣入藏联络的刘曼卿表示:“吾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英人对我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 在1903年英帝国主义者第二次入侵西藏之际,九世班禅十分关注战局的发展,主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由班禅拉章承担四分之一的抗英军费。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祖国内地。自1925年到达兰州起,在祖国内地居住和活动15年之久,为维护祖国统一、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2月成立班禅驻南京办事处时发表宣言说:“征诸历史与地理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立,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如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和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阐述了西藏与内地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表达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严正立场,抨击了分离主义势力的图谋。1937年“七七事变”后,九世班禅发表《告西陲民众书》,指出:“望我西陲蒙藏各界僧俗同胞,在此非常时期,本国民爱国爱教之立场,万不可听信日本的反宣传……而陷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苦海。”

当下,西藏政治文化迎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框架,继续沿着“统一”的趋势发展。

以上,本文是基于大的政治立场与前提来讨论西藏政治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西藏政治文化实则还有其细节的、微妙的、可供探讨的特征。 

二、西藏政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突出特征

(一)西藏政治文化脱胎于其特定的神话信仰体系与宗教氛围之中,一开始便具有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新石器时代到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前,西藏地区部落社会的状况目前所知不多。但有观点认为,在吐蕃王朝之前存在的象雄文明其势力范围曾经及于整个西藏地区,而发源于象雄的雍仲苯教,成为西藏地区各氏族融合成为藏民族的凝聚力。苯教起源于藏族先民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对“异己”力量的敬畏、依赖和幻想性的认识。后来统一西藏各部的雅砻悉卜野部落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在传说中被认为是来自于天上,是天之子,被尊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自他开始,王的出现是西藏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大步,说明这时的吐蕃先民已经有了组织。“上丁二王”中的止贡赞普被杀后其大臣为其举行长达一年之久的祭祀活动。这种对神的崇拜、王的崇拜以及对二者合二为一的宗教异己力量的崇拜的心理机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神话信仰与宗教文化对西藏地区政治文化的影响之深,也可从一个方面作为解释其后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为何能在西藏实现并扎根的文化心理基础。其后从吐蕃王朝开始,藏传佛教经历了其艰难曲折但又辉煌的发展历程,其与地域性封建集团相结合,形成众多教派,成为新型的分散的割据势力,直至实现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合二为一的最高政权实施模式,对当代西藏政治文化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西藏政治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分层现象,以上层统治者意愿为主,掌权者决定了西藏的政治发展方向。

历史往前追溯,从吐蕃王朝与唐王朝的政治联系来看,无论是武力、和亲,都是政权上层做出的决定。从吐蕃开始的农奴制到后来的封建农奴制制度,由于其制度的特殊性,造成了普通大众无法参与政治生活,西藏地方政治走向由上层掌权人物决定的历史事实。显然这与当代西藏政治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不相符不适应的。但在历史上,这为西藏政治文化主动纳入中国“大一统”国家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藏政治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在今日也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三)西藏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主观改造性与客观适应性并行的特质,在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作用下很容易进入统一政治体系的发展轨道内。

西藏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主观改造性与客观适应性并行的特质,这样的事实在西藏历史上比比皆是。以宗教为重要依托形式的西藏政治文化一直呈现出“入世”的积极态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深刻影响当今西藏地区的宗教状况与社会政治发展。例如蒙古初盛,西藏政教首领们便适应局势的发展,商议与蒙古的接触以决定西藏的去向。派出的代表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分析时势后,写了一封劝西藏各地僧俗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的公开信,向西藏各僧俗首领晓以归顺蒙古的厉害和必要性,认为归顺蒙古是大势所趋,劝说西藏各僧俗地方势力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行政管辖后,萨迦派成为元朝在西藏推行各项行政统治措施的得力助手。明末清初,西藏局势复杂,各派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积极寻找外部合作者结成联盟。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出身于蒙古王室即是一例。据资料记载,在四世达赖喇嘛以28岁壮龄圆寂后,西藏态势更加复杂,藏巴汗与噶玛噶举派与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的却图汗联系,苯教势力与康区白利土司联合,从东、西、北三个方向上包围格鲁派,格鲁派处境愈加艰难。在这种形势下,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喇嘛寻求固始汗帮助,打破困境,使蒙古势力在西藏得到发展,同时,格鲁派班禅、达赖两大系统的宗教地位和威望得到不断提升。在清朝入关后,同样地,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等统治阶级觉察到清朝政治势力的强大,西藏政治文化在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作用下,又呈现出其主观改造性与客观适应性并行的特质,做出了积极响应。此后,清朝对达赖喇嘛的册封,不仅确定了格鲁派势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也确定了清朝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确保了西藏地方一直保持在整体政治体系中的历史连续性。  

三、西藏政治文化在当下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向探析

影响一个民族和地区政治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历史因素、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和政治过程等。历史因素最重要的影响作用就是各民族和地区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但在历史上这些政治制度的共通点就是广大人民在经济上遭受剥削,在政治上只能服从而没有任何权利,长期以往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认知,从而影响他们对政治体系的认识、情感和评价,在西藏也是如此。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影响作用就是历史上,在生产力落后、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西藏广大人民与内地、政治中心的联系较少,其政治话语权完全被上层主导,所能获取的政治资讯极为有限,对政治体系了解程度较低。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影响作用就是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西藏地方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都很低,这种社会经济状况,限制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也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这一情况在当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占有突出位置。政治过程最重要的影响作用就是中国“大一统”发展模式深刻影响了西藏政治格局的走向,至新中国成立,西藏地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西藏人民获得自己的政治权利。

在涉及了影响西藏地方政治文化形成的诸要素之后,讨论现时代影响西藏政治文化发展的要素是更为要紧与急迫的事情。

(一)由历史因素衍生的影响与市场条件下个人、群体社会参与能力对西藏政治文化的影响

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平叛及民主改革逐步展开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解放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近代殖民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博弈过程中、在西藏人民抵抗外来入侵和内部压迫的斗争中得以产生。西藏地方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解放”最明显的是从上层政治层面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变革,打破了过去政教合一体制下普通民众没有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局面,使人从以宗教为基本形态的社会结构中挣脱出来。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普通民众有了新的认同对象。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藏也不例外地被卷入这场大浪潮中。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西藏处于“弱势”地位。汪晖对这两次大的社会变革是如此总结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改变西藏宗教社会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过程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过程的话,那么,市场化改革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世俗化过程。这两个进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推进政教分离的过程中,不仅改造了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而且也创造了一个对于西藏人而言准宗教的价值体系(政治与信仰之间的新的合一形态),……”笔者以为,这种新的合一形态体现在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上就是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认同,以及对不再桎梏自己的宗教力量而是对纯宗教信仰的自然心理状态。谈到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时,他继续说到:“而后者恰恰相反,它以经济和市场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伴随着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体系的衰落和宗教政策的调整,这一世俗化过程恰好为宗教扩张提供了基础”。无可置疑,两次巨变都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并非由西藏自发参与的,但两次巨变造成的社会分化的性质不同,若将前一次巨变的社会分化的基础性形态(打碎阶级,得到权利)及随后的社会生活当做一成不变的事物,而对后一次巨变的社会分化(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民族、地区间的新的阶层分化,权利遗失)出现的新的社会局势视而不见,只将其作为第一次巨变的延续显然是不合理的,后一次社会分化带有明显的“回归”色彩,即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进程、包括经济发展进程的心理感受状态经历了“民族—宗教”→“打破阶级—公民身份的获得—快速发展”→“民族—宗教”的循环。也就是说,人们欣然从原来“民族—宗教”身份桎梏下走出,接受新的公民身份,接受新的制度安排,但逐渐在社会参与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出现偏差,在心理机制上选择了“回归”,重新投入“民族—宗教”的身份与情境中寻找慰藉,2008年拉萨“3.14事件”可以说验证了这一心理回归机制。当然,“3.14事件”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涉及到西藏地方与人群的社会适应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的问题,两个能力的建设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得以妥善解决以致问题积压和爆发,无论是个人方面还是做为政策倡行者的政府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个人来说,这两个问题说到底都应归结于心理因素,也就是对国家政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认识程度、进入新的社会体系的参与方式、面对新的形势(不利形势)的应对措施等一系列问题的心理准备与思索。而“3.14事件”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让我们反思的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如何能够达到高度良性互动?以何为途径解决西藏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应对社会参与(尤其是经济参与能力与竞争能力)的心理规避现象?宗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问题等问题是影响西藏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民众政治参与的覆盖面扩大,当代西藏政治文化发展中的分层现象对其自身的影响。

考察西藏政治文化发展的脉络,笔者提出了一个看法,即西藏地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基本上由政治上层人物主导了西藏的政治走向,广大普通民众由于制度的特殊性而对历史缺少影响力。以1951年为节点往后看,这一时期的社会解放使得西藏的政治面貌发生根本性转变,精密的社会组织将几乎每一个人都纳入到统一的政治体系中去。作为国家制度安排,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将国家的意志转化为行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很强的动员作用。而政党制度的确立,使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投身于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的决策、执行的各具体环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在第一次社会巨变的激励下,似乎整个西藏社会上下融为一体,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分层现象并不明显。第二次社会巨变带给西藏政治文化的冲击在于新的分层现象的出现。当然,这一分层不同于封建农奴制时代的分层,不再是由于政治权力上的等级歧视带来的分层,而是与整个社会发展出现的断层现象相联系,西藏内部由于交通、地域、城乡、受教育程度、进入政治体系程度的差异而带来了政治文化上的分层现象。对于分出的各个层级来看,不存在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但由于这些差异而带来的与政治体系的对话渠道、对政治的感受力、对政治体系的输出输入取向、对政策的影响力等,都不可同日而语。而占据话语权的优势层次对弱势层级的影响力、优势层级中观念是否还有分歧、优势层次是否能代表弱势层级的意愿、弱势层次如何表达自己意愿、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等都是亟待考察的问题。

西藏政治文化的分层从人员构成上来看,主要有这么几部分:一、党政官员与干部;二、学界与文艺界人士;三、经济界人士;(此三种为最优势层级)四、城市青年(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进入政治系统或从事自由职业,但有例外);五、进城务工的乡村青年(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参与能力与竞争能力较弱,但也有例外);六、边远地区普通群众;七、正在校接受国民教育的学生八、寺庙僧尼。九、内地进藏人员、援藏干部。

政治文化一般由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个层次构成,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和感性部分,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深层和理性部分。政治权力执掌者与优势政治层次的政治心理,既与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有密切联系,又是这些政治心理的曲折反映。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三个最优层次的政治心理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普通社会成员主要通过生活实践来获得政治感知,这是一种微妙的、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极易因为对某件事情的不良感知而影响其政治心理。最优层级在当代西藏政治文化发展中应处于引导地位,尤为重要的是最优层次应当发展出理性的政治思想,以实现其对政治现实的正确价值判断,从而支撑其政治行为,确立起政治文化的引导地位。分析西藏各层级人们的政治心理抑或政治思想,以及如何将正确政治心理和思想转化为正确政治行为(尤其是政治参与)的机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总之,当代西藏地方政治分化的分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趋向复杂化态势,但同时应该看到,国家主体政治文化建设以及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使得各层级政治文化之间有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存在。

(三)“东西夹缝”间的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价值选择问题

政治文化说到底是政治性的。隐性的政治文化对显性的政治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不管从大的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还是各亚政治文化来说,都有其价值选择的问题。政治文化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凝固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事物。在政治文化的发展中,有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是不变的,这些可作为政治文化的传统延续下来。有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了更积极的含义在里面。“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以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包括从一个中心元点(君主)出发的单向辐射型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之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下来最重要的内涵,可能就是披着对君主、朝代等忠诚的外衣而实则维护“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也好、文化共同体也好的“国家”的统一与疆域的历史的联结,这应该是其核心所在。纵观中国整体政治文化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从皇权到公民权、从被动依附到主动参与的过程,这应该是顺应发展趋势而加入的积极的东西。总之,价值选择是政治文化最根本也最长久的意义所在。

当代西藏政治文化处在一个有趣的夹缝之间,它不仅有对现在所处的客观政治体系的认知,同时,由于其近代特殊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因素的影响,它还应对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有所认知和体察。目前围绕着西藏的所有讨论,不外乎是在“承认的政治”下对西藏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施政进行各种苛责,但是主权原则问题不容讨论,这应该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国际政治舆论的风向按照其利益所需、战略所需对西藏采取不同的吹向与强弱度的变化,但政治文化却不可以如此随波逐流,对各种政治体系应该有理性判断,在此基础上作出最核心的价值选择。

(四)国家主体政治文化与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不同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影响

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得以传习。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生活和政治权力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养成社会成员权威人格和权利人格,从而形成思想文化的政治认同和道德权利的途径。作为一个政治体系核心要件的国家主体政治文化,其社会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国家舆论宣传,从上而下地传达给社会成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成员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隔阂”(例如社会成员对国家政治的冷漠心理,或由于地处边远没有渠道获知政治造成隔阂),使得这个过程容易流于形式,但在国家宣传工具的作用下,也能够达到其社会动员的目的。而作为地方政治文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社会成员的接受能力都相应较强。地方政治文化的主要社会化过程通过家庭影响、地方文化氛围影响,更容易让社会成员在其幼年时期便开始接受。政治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弊。若其不利因素在社会成员中通过一种相对于国家主体政治文化的传播途径更加显得“亲密”的途径加以传播与影响,对国家主体政治文化建设将会产生负面影响,对社会成员建立自己的价值判断会增加时间的跨度与心理转化的难度。当然,若是其有利一面能够充分在社会化过程中展现出来,将会对国家主体政治文化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五)国家政权文化对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政权文化,说到底应该是某一国家的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通过其执政理念、执政行为呈现出来的对社会成员产生心理影响作用的部分。对中国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行为可作为中国政权文化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可以看到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其执政行为基本没有偏离这个轨道。但在党内出现的诸如贪污腐败以及政府施政过程中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不公正、不透明的作为,也让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输入产生冷漠与不信任心理。政治输入是对政治体系的各种支持和要求,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实现其内部良性政治互动的最佳渠道。这一渠道若是封闭,则政无所出、政无所依,政无可信,以致上下皆闭目塞听。古人尚且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有效政治沟通的社会的发展前景。因此,加强党自身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纯洁宗旨信仰,脚踏实地办事,这看似“假大空”的话却是改善今日党群、干群关系的最有效良药。

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西藏政治文化会沿着其历史传统,沿着国家主体政治文化建构的方向前进。西藏政治文化也将经历其努力融合历史传统与现实国家政治要求、努力弥缝其自身特性(无论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实塑成的)与现代社会、现代政治发展要求的间隙这一艰难曲折的过程。 

载于《西藏发展论坛》,2014年2期

(网络编辑:旦增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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