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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布日期: 2015-05-24    作者:万金鹏   来源: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点击率: 13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西藏和平解放 邓小平

[摘要]西藏和平解放是毛泽东思想在西藏正确运用的辉煌一页。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西藏工作,必须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毛泽东思想起到了运筹帷幄、引领全局的作用,毛泽东个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领袖角色。但是,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殚精竭虑、不懈求索,坚持、发展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对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严谨、伟大,使得它指引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光辉成就。在毛泽东思想成功解决西藏问题的伟大进程中,西藏和平解放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在西藏正确运用的辉煌一页。无论是制定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针和政策、还是处理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毛泽东思想都发挥出无可比拟的作用和地位。在这一光辉实践中,毛泽东思想坚持、丰富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统一战线的理论,也使自身得到进一步完善。毛泽东思想在处理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上不断深化形成的方针政策,仍然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在西藏和平解放63年后的今天,仍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西藏伟大事业不断向前跨越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源泉。

一、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西藏工作,必须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将党在西藏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避免一种理论上的偏向: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混为一谈。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毛泽东个人在总结集体智慧并加以理论概括方面确实作了最为突出的贡献,所以这一理论成果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一样起到了运筹帷幄、引领全局的作用,毛泽东个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领袖角色。

(一)毛泽东思想体现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

1949年8月6日,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前考虑到了解放西藏的问题,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同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进一步明确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后来考虑到西北进藏交通不便、气候恶劣、补给困难,中央则改由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使他更加感到了解放西藏的迫切性,便在苏联向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发出进军西藏的指示。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和强大攻势,西藏上层集团一片混乱,他们提出与中央进行谈判,拖延时间,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毛泽东同志指示人民解放军做好进军西藏准备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由于西藏上层宗教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和平谈判的愿望未能实现。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对昌都战役作出了部署,并对西南局作出了具体指示。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再次敬告西藏地方政府应速来京谈判。“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迫于形势,西藏地方政府派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经过20多天的友好协商,双方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为《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从可能变为现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情况下,能够成功地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大业,毛泽东思想居功至伟。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从意图解决西藏问题、到指示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的历史使命、再到昌都战役和战后和谈,都集中鲜明地表现出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完整科学地体现出执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政治、军事、政策和策略的各个方面,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大放光彩、不断发展的过程。

(二)毛泽东思想贯穿于“十七条协议”的始终

毛泽东思想贯穿于“十七条协议”的始终,集中体现在《协议》的前言和具体规定中。在前言中,“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说明,充分证明了《协议》制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完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的历史使命—“紧紧依靠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具体规定中指出,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这说明,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要从西藏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体现出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这就指出了西藏的旧制度不是永远不改革,而是暂时不改,中央不加强迫。这说明西藏的社会发展方向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必须与代表毛泽东思想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保持一致,必须推翻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度。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极其突出,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殚精竭虑、不懈求索,坚持、发展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对西藏和平解放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和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发布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成了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关心的问题。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党内最早指出:“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政治问题极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实际上已包涵了“西藏问题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思想。这与中央提出的“我军进军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的方针是一致的,并且发展了中央的看法。昌都解放后,十八军部队不但没有前进,有的还后撤甘孜、玉树一带。这就说明,和平解放西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和不断坚持的指导方针,既是对我们党在西藏工作方略的丰富,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二)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具体的理论和文本基础

1.首先提出《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八条意见)

具体说来,如何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应提出怎样的和谈方针、政策?1950年2月28日成立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室成立之初,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还有《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这些方案和材料都经十八军党委上报西南局和中共中央。引人注意的是《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该重要文献全文共有八条,这份材料最后落款盖章为:“十八军政策研究室,1950年3月。”后来,落款为十八军党委,并上报西南局和中共中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条。从对八条意见的认真研读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还是原西藏地方政权机构均应暂时保留。这一结论的得出,标志着“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思想初露端倪,使得我们党在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上占据了主动、使得双方的和平谈判有了理论基础。这八条意见,不仅成为后来西南局拟定“四条”、“十条”文本的重要内容,也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理论基础。从此,这一思想贯穿了西南局和党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始终,也构成了党中央西藏工作决策的重要依据,更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拟定和平谈判四项条件

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努力的还有当时的西北局。1950年5月1日青海省委提出和平谈判六项条件(下称“六条”)。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向中央的请示中提出和平谈判四项条件。5月17日,中央复西南局电中即指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而青海省委的六条确有不够策略的地方”。中央认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要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这吸取了上文提到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八条意见中提出的“保留原有的政府机构”、“改革是相当长时期才能达到的事情”,西南局四项条件提出的“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的看法。至于西藏的亲英美官员和国民党员,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和西北局均提作谈判条件,西南局四条未将此内容作谈判条件。中央则认为“只要他们不进行反抗,亦可不加追究,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处置,也不要提作条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十八军政策研究室、西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正确思想的承认和坚持,对部分策略性不强的意见和建议的摈弃,是作出一系列符合西藏和平解放实际的正确指示的基础,更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突出表现。至此,西藏和平解放具体的理论基础已然具备,西南局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3.起草并制定十项条件

尽管已有了和平谈判的四项条件和六项条件,中央还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从速)。”接到中央通知后,邓小平同志亲自起草并主持制定了十项条件。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电示中央,29日毛泽东便批复“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并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起草复电。6月2日,西南局将这十项条件作为内部指示,发给了西藏工委、西南局。指示此十条“暂不宜在布告、传单中全文公布,但这些原则可用口头或文字向藏族各阶层进行宣传。”这表明:十项条件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在执行层面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推崇,也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从这十项谈判条件的具体内容来看,力图解决以下主要问题: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的怀抱中来;西藏的各种现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包括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都维持原状,不予变更;西藏的社会改革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袖人物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因此,十项条件为西藏和平解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完整地奠定了西藏和平解放的理论和文本基础。这充分体现出西南局和邓小平同志在和平解放西藏的革命事业中,从西藏的实际状况出发,模范的执行和发展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西南局的创新性工作也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

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齐聚首都。1951年4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在宴会上指出:“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作为谈判的基础。”这说明,双方公认邓小平亲自起草并审定的十项条件作为谈判的理论和文本基础。从1951年4月29日到5月21日,双方经过二十多天耐心、友好、反复地协商,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圆满地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几点:

一是实现中国大陆统一,规定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是西藏地方同中央的关系以及有关的一些问题,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中央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方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三是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主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方面的团结;并规定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认真研读《协议》全文不难发现,协议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在十项条件中已全部体现出来,只是在完整性、全面性和表达的规范性方面进一步完善了。

(三)认真贯彻执行协议,完成进军西藏任务

协议签订后,邓小平同志又将注意力放在认真贯彻执行协议上。他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将坚决地贯彻执行协议,加紧准备并动员西南全体人民支援入藏部队,并严格教育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及一切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协议。他还在重庆专门召集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及担负护送班禅由西北入藏任务的范明开会,确定中共西藏工委的名单。决定在西藏工委原有8名委员的基础上,吸收西北调到西藏工作的范明、慕生忠和牙含章3人参加,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和范明为副书记。西南局1951年5月31日上报中央这一组织安排,中央6月11日复电批准。这是在西藏形势和工作发生根本转变后一次带方向性的重要会议。它不仅明确了进军西藏的政治路线、方针任务和措施,还确定了组织路线,使以西南局为主体经营西藏的部队和工作人员与从青海方向配属西南进藏的同志有机地融为一体,以便于到拉萨后在西藏工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保证协议得以具体执行。接着,邓小平同刘伯承、贺龙联合签署《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完成进军西藏伟大的历史任务。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制定出从理论决策到工作实践的一整套方针政策,见证了旧西藏转变为新西藏的整个历史过程,在西藏和平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建立了突出业绩和不朽功勋。

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和进程中的杰出贡献,又要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不朽功勋,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体系,才能使毛泽东思想在西藏放射出璀璨、持久的理论光芒。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and the role

Wan Jin-peng

(CPC Party History Department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PC Party School, Lhasa ,Tibet  850000,China)

Keywords : Mao Zedong Thought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Deng xiaoping

Abstract: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s the correct use of Mao Zedong Thought glory in Tibet. Adhere to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Mao Zedong in Tibet, Mao Zedong thought must b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action in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the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Mao Zedong thought 

to map out a strategy, leading the global role, played the role of leader Mao Zedong's crucial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However, Mao Zedong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to Deng Xiaop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uthwest Bureau rack one's brains, unremitting explorations, insist on,

 develops and enriches the Mao Zedong thought,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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